《繁花》大结局宝总变回阿宝，第一代“大户室”里的人如何消失
01/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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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繁花》大结局了。黄河路上人散尽，宝总又变回了阿宝。
靠着认购证发家的阿宝，见证了大户室、股市大战、强行并购、公司上市等历史，是第一代炒股大户的缩影。他们乘着改革的东风而起，又在股市的沉浮中逐渐隐身。
“阿宝们”功成身退，有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。从今回头望，《繁花》提到的片刻细节，串起来的就是一部上海滩炒股大户的沉浮史。
大户崛起：百年一遇的暴富神话
要回答第一代炒股大户是如何消亡的，就要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出现的。剧中的阿宝，是靠认购证完成了财富积累。
认购证是那个年代中国股民的独家记忆。当年，随着上海股市逐渐火热，想要购买股票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出现了因排队人数太多而踩踏情况。混乱的秩序给管理层敲响了警钟，主管单位决定先发认购证，凭证摇号，中签者才具备认购指定股票的资格，中国的股票认购证应运而生。
1992年元月，认购证发行，30元一份，无限量供应，全年有效。但由于价格高昂吓退了不少人，导致认购证销售冷淡。
可一批早期市场参与者却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，自发成立研究小组，分地区去观察认购证认购情况。到发行结束前一天，民间的统计结果为200万份左右，远低于计划发行数量。而1992年待上市的股票非常多，认购证的平均中签率就会很高，况且认购证还可以反复参与摇号，再加上当时的股市行情较好，买到就是赚到，所以即使认购证成本高昂，也能够赚钱。
最后，官方披露发放认购证的数量为207万份。回头看1992年，上海通过认购证摇号中签方式向市场发行股票达46种，远高于往年，且中签率相当高。当年的《解放日报》的报道称有人测算过，100张认购证在两次摇号中的总中签率高达60%。
这才出现剧中的场景——销售点前万人空巷，每个人都希望在最后时刻拿到这份入场券。阿宝当时正在安徽收国库券，听到消息连夜赶回上海，抓住了最后五分钟挤进去，买到了认购证。
1992年6月20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一则《争一张中号认购证，两位股民对簿公堂》的故事。
四个月以后，沪市大涨，靠认购证打到的新股股价飞涨，阿宝也就成了宝总。
原万国董事交易总监谢荣兴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。1990年，他出任万国黄浦营业部（简称“黄万国”）首任经理。他回忆说，一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就是在营业部听了他的建议，购买了认购证，以10万元资金入场，狂赚6000多万元。
根据当年《解放日报》统计，当年上海买100张以上“认购证”的股民保守估计为3.5万人，而买到1000张以上的就能算是“大户”。
这种“暴富神话”几乎是百年一遇。
出现这种情况，一方面是因为，中国股市还在建设早期，市场监管机制还不完善，这让大户们牵动股市风雨成为可能。
例如，上海股市90年代曾实行过一段时间“T＋0”交易制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种股票都可以当天买进并当天卖出。这方便了大户们在个股上快进快出，一个小时里甚至可以买进卖出十几笔。
另一方面，当时市场交易体量较小，容易被个人资金影响。
1990年上交所成立时，上市股票只有8只，也就是人们熟悉的“老八股”。那时市场总体体量较小，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机构持股、大量散户，个别大户的资金甚至可以影响整体市场的走势。
就以“黄万国”来举例。在谢荣兴的多番创新举措下，“黄万国”一度成为中国最火爆的证券营业部，聚集了上海滩最知名的一批炒股大户，如“三只羊”——杨怀定（杨百万）、杨良正、杨卫国等。巅峰时期，其一家营业部的交易量，占中国整个证券市场交易量的50%以上。
鉴于大户们对市场的影响力，证券营业部抓住了“商机”，开始开设“大户室”服务。谢荣兴介绍，当时大家的月收入普遍只有一两百元，“黄万国”的大户室收费800元/人/月。这些大户室一般有单独的包间、沙发、茶水，最重要的是有单独的价格显示屏和报单员，报单员会负责将交易信息电话告知场内交易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交所“红马甲”，场内交易员再将购买信息输入计算机，这样才可以完成股票交易。而散户们只能在大厅里排队等待报单，所以进驻大户室，就意味着能享受到更快的交易速度。
在当时，一个大户集结几个朋友就可以堪称大资金，对市场产生影响。这种集体炒股方式被称为“猎狗队”“舰队”。《繁花》中的麒麟会，就是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里最大的“舰队”。谢荣兴说，麒麟会是虚构的，但上海当时确实有几个大户群体。
"中国的华尔街"滇池路
